回到屋里，打开纸包，里面是一件二哥被抓时穿在身上的灰的卡夹克衫，大部分已被血染红了，还有三处被鞭子抽破的口子。妈妈看到这些就哭昏了过去。然而我们不知道那姐姐住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仅仅听说她可能与二哥是一个厂子的。没办法找到她，就无法知道二哥的情况，妈妈醒来后就一点一点地检查那件血衣。最后，在衣服领子里找到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二哥的关押地点！字体娟秀，应该出自女人手笔。再仔细看，上衣兜里虽然被血染过了，却能看出写着字。把兜子翻过来仔细辨认，是二哥的字体，写着：我很好，别担心！
妈妈决定按着地址去看二哥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全家人决定让我陪着妈妈，否则人多会引起街道注意。我们家的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，因为那时我才九岁，妈妈又是个家庭妇女，这样的一对母子做不了了什么事出来。相反，若是爸爸去，或者大哥陪妈妈，自然要被街道盯上。而我虽小，已有多次独自出门办事的经历，而且每次都令大人刮目相看。
我陪着妈妈，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找到看押二哥的那个地方。我能记住的，就是我们曾经过了一条河，很宽，河上架着只能过一个人的铁桥，架子是用铁路的钢轨焊的，上面铺着铁板，有的铁板缺失了，有的铁板锈烂了。妈妈本来就晕船，那铁板又颤颤巍巍的，我只好倒退着搀着妈妈，费了好大劲才过了桥。过了桥约三里路，路旁的大地里有一座小山，孤家寡人地矗立在地当间。它使我想到了自己与妈妈，就象这座山，孤立无助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即不大也不壮，一老一小，未卜前程！
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傍晚天开始黑的时候了。这里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×县政治培训班”，门口站着两名背枪的解放军。明明看到我们，却目不斜视、挺胸抬头地看着前面。妈妈累的坐到了路旁，我壮着胆子上去对着那解放军说：我妈妈要见我二哥！两名解放军不理我，依旧看着前方。我想了想，是自己没说明白，谁知道你二哥是谁。于是我又壮着胆子大声说：我妈妈要见×××！两名解放军还是不理我。我琢磨了一下，想明白，自己这样很不礼貌，没有称呼没敬礼，人家不理是对的，于是我走到他俩正中央的对面，庄严郑重地给他俩敬了一个军礼（我在学校排练节目时学过），然后大声说：解放军叔叔，我替妈妈请求见×××，他是我的二哥！这时站在我左边的那个解放军给我回了个军礼，眼睛依旧看着前方，站姿不变地说：没有这个人，请你走开！姐姐给的字条明明写着是这里，可解放军叔叔却说没有二哥这个人。是姐姐错了？还是解放军叔叔骗我？我琢磨了很久，姐姐不会错，因那件血衣是二哥的，她肯定是从这里得到的。解放军叔叔也不会骗我，因为除了那些抄我家的解放军之外，我觉得其他的解放军都是为保卫我们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？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站岗的不知道里面关押着什么人。怎么办？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，回去也得天亮才能到家，却白来一趟，没有让妈妈见到二哥。我与妈妈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坐着过夜，等到天亮再找机会，一定要见到二哥。
待我们准备寻找过夜的避风处时才发现，这里其实是个山沟，两山夹一沟，一条山中小溪在培训班的院子东面流过。除了培训班的院子外，就是小溪的东面山根底下还有处小房子，象是看青人住的窝棚。我决定跨过小溪去看看，如果有人就商量借宿，如果没人就在那里猫一夜。
那确实是一处空着的看青窝棚，有一铺小炕，但没有炕席。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些苞米秸秆，抱了两抱铺在炕上，把妈妈接过河来。在我和妈妈刚躺下来不久，听到有脚步声向这里走来，我赶紧躲到门后去看，虽然是黑夜，但能判断出是个女的。当她走到离小窝棚不到十米距离时我看清了那张漂亮的脸，是那位姐姐。手里抱着的象是大棉袄，还背了一个装的满满的包。我悄悄地告诉了妈妈，我们娘俩都认为她是善意的，所以妈妈强撑着下了炕，站在地中央等着她。那姐姐到了门口，轻声问：姨，你和小弟睡了吗？我打开那扇破门，向姐姐招手。姐姐走了进来，把东西放到苞米秸秆上，然后拉着妈妈的手说：姨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，也只能在这里过夜，就带了这些东西来陪你们！他们不会轻易让咱见的，那件血衣是我用爸爸的那块老怀表换出来的。咱在这里等到天亮，再找机会吧。姐姐抱来的是两件大棉袄，包里是一个装满水的军用水壶和几个馒头。就这样，我们娘俩在姐姐的陪伴下，在那个山沟里的看青的窝棚里，有吃有喝有盖地过了一夜！